2023年10月，李伯重老师的新书《新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（英文版）》（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）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一本包含二十六篇文章的英文论文集。虽然是李老师的学生，但我过去并没有系统地读过李老师的英文作品，本书中的许多篇章对我而言是陌生的。这是我至今都不太了解的、李老师的另一面，可能也是许多学界同仁和读者不甚清晰的一面。所以我把阅读中的体会和思考记录下来，既为自己解惑，也希望是对读者有帮助的介绍和导读。
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、图书章节和书评，共十六篇；第二部分是未曾付梓的演讲稿和会议论文，共十篇开云全站。这二十六篇文章最早的写于1986年，最晚的发表于2021年，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五年。
本书两个部分所选取的论文，基本上按照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。这样的排序方式，清晰地呈现出李老师的研究和写作进程。但是接下来，我会用另外一种顺序去介绍这些文章，以串联起各篇章的内在逻辑，勾勒出全书的“知识版图”。
对于那时的李老师而言，撰写这篇论文意味着两方面的挑战：一、国外学者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学术研究，所以要对自己的成果做清晰的介绍，同时也要找到和国外同行对话的点；二、要用英文撰写整篇文章。关于英文写作的问题，本文的第三节会专门讲述，此处先介绍这篇文章的内容。
这是一篇架构很“大”的文章，它的蓝本是李老师完成于198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《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六论》（这篇博士论文经修改和扩充并得吴承明、斯波义信两位经济史权威作序，后于2002年出版，题为《发展与制约：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》，联经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全面地介绍了明清江南农业、工业（尤其是轻工业）的发展，长距离大宗贸易的兴盛。但他也客观地指出，明清江南的经济存在着一些问题，如能源、原材料的短缺，人均耕地数量少、重要产品的市场有变化等。全文的核心问题是：明清江南可能走向“近代化”吗？结论是：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，因为那些阻碍着江南出现工业革命的因素，其实是可以克服的。虽然二十世纪初的政治、社会动荡阻断了这个过程，但改革开放后江南经济的高速发展，却继承了明清江南的优势和经验。
在三十五年前的中国学术界，这样的论文非常少见。那时，“文革”结束接近十年了。随着政治禁锢的解除，经济史研究日益复苏。越来越多的史料被重新发掘和整理，研究者也热切地期待着课题、方法和整体认知上的突破，但是多年形成的教条化、意识形态化的学术氛围并不容易改变。许多研究历史的论文，仍然像是经典理论的哲学探讨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学术界也受困于语言、概念、方法论的匮乏，有一些问题似乎卡在死胡同里，怎么也说不明白。
比如1989年，汪敬虞先生提出，应该以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”，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（汪敬虞：《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》，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1989年第2期），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大讨论（周祖文：《中国近代经济史“中心线索”讨论》，《兰州学刊》2015年第6期）。今天回过头去翻阅相关的论辩文章会发现，参与讨论的学者不管同不同意汪敬虞先生的观点，使用的大多仍然是“五种社会形态说”，或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话语。当然，这些概念和语言有其解释力，但是面对复杂的经济现象，却是不够的。所以大家往往会把一些需要精细分析的问题，笼统归结为“发展”或“不发展”，或者贴上大而化之的意识形态标签。其实即使是“发展”也是需要具体分析的，是数量的增长、质量的提升、结构的优化，还是边际效益的递增？这都是当时的概念和语言无法厘清的问题。所以争论到最后，大家似乎都陷入了说车轱辘话、力不从心的状态。
然而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, 1644-1850: Trends and Prospects一文，却尽可能地做了精细分析。讨论农业，会具体到稻桑棉的种植结构、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的收益差别、农民在耕作周期中的劳动分配；讨论工业，会分别考察食品工业、成衣业、纺织业、造纸业、奢侈品制造业、生产工具制造业、采矿业、建材业、造船业的产量，会非常严谨地评估燃料、动力、煤铁、竹木、耕地、市场等基础条件，对江南的经济运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像农业集约化、能源、材料等问题，是中国学界此前没有讨论过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每一个单项论证、每一个生产环节的研究都会附上确切的数据，比如：
清代江南的一对没有牛的、种植水稻的夫妇，在整地阶段可以充分投入劳动力，但是在插秧、田间管理和灌溉的阶段，却分别只能投入他们25%、38%、30%的劳动力。（383页）
在清代新兴的丝织业中心南京，从事丝织业的人口达到200,000，拥有织机35,000台，城郊地区还大约有织机15,000台。（386页）
这种精细分析让人们意识到，清代江南经济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。而那些翔实的数据，也呈现出这个复杂系统的细节和精度，戳破了许多“虚像”和成见。比如说到“小农经济”，以往的研究往往会斥之以“落后、低效”，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，清代江南的小农经济根本不能轻易下此结论。从资源上看，清代江南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一点六亩，耕作中使用的水牛每头价值二十至四十千文，很少有人买得起，但是依靠着调整作物结构、使用劳动力密集的耕作技术、提高用肥量，土地的产值和人们的收入都增加了。比如湖州府稻田改为桑田，每亩产值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二百二十，每亩净收益提升到百分之六百二十，每名劳动力的净收入提升到百分之二百六十（382页）。很明显，清代江南农业有弱点，但也有实在的效率和成长。又比如说工业，以往的研究认为，中国落后的农村经济孕育不出实业体系。但是这篇文章中却提到：由于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，清代江南的许多农民都不再以种地为主业，将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转向乡村工业。清代江南的乡村甚至会如伊懋可（Mark Elvin）所说，显得“过度工业化”（over-industrialized）或“过度商业化”（over-commercialized）。（400页）
所以在这篇文章中，很少看到“发展”或“不发展”的笼统结论。因为当条分缕析的结构和数据摆在那里时，研究者立刻意识到，任何一个具体的问题都很难下一个非此即彼的定论，真实情况比最初的设问要复杂得多。而且原有的语言和概念已经不足以处理如此头绪繁多的事实，必须要引入一些更有解释力、更能表达复杂性的方法与概念。于是，这篇文章中出现了“集约化”（intensification）“超轻结构”（super light structure）这样的表述。
这篇文章最重要的意义，不是得出了多少颠扑不破的结论（事实上这篇文章中的一些结论在日后被李老师自己修正或推翻），而是试图冲破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概念、语言、方法、风格上的天花板，为日后的研究搭建一个可以延伸的“脚手架”。本书的二十六个篇章，呈现了这个“脚手架”的四个层级：
第一层，是对明清江南经济的专题研究，主要包括农业、工业、市场三大块，每一块又有许多细分的问题；
第二层，是对江南经济（重点是农村经济）的系统研究。就是突破原来农业、工业这样的条块划分，对明清江南的整体经济结构进行研究。所以每一个研究必然涉及多个部门和因素，并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结与互动。在这一层，研究风格也发生了变化，从传统的描述性史料分析到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；
第三层，是对中国经济史的宏观论述，包括对具体经济问题跨时代、开云全站跨地域的研究、对具体时代（或朝代）的经济运行程度和机制的评估、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、理论模型等；
表1. 本书篇章的分类。关于编号的说明：第一个数字是指该篇章在本书的第几部分，1为Part I；2为Part II;第二个数字是指该篇章在本书第一部分的排序，如1.1指第一部分第一篇文章。这个编号方式与本书最后Notes of Papers中的编号方式不同。
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划分。本书中的许多篇章都兼具不同研究层级的特征，比如文章1.9，‘The Daoguang Depression’ and ‘the Guiwei Great Flood’—Economic Decline and Climate Cataclysm in Early Nineteenth-Century Songjiang in A New Perspective讨论了中国经济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长期萧条，涉及到第三个研究层级的内容；同时讨论了十九世纪全球性的气候剧变，又是第四个研究层级的内容。但是这篇文章的主旨还是考察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经济结构，所以经过主次的权衡，还是将它归入到第二个研究层级。
这也说明，在李老师的学术生涯中，这四个研究层级是相互激发、交错进行的。在从事明清江南经济专题研究时，越来越感受到许多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、多方合力的结果，很难划归单一的经济部门，所以转向对江南经济的系统研究。又因为传统的描述和定性分析方法很难处理大量的数据，也得不出精度比较高的结论，所以越来越多地使用计量方法。
然而“明清江南”归根结底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样本，研究江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地区有特别丰富的历史文献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探讨中国传统经济的最发达状态，以及带着诸多传统因素的中国经济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。（关于为什么研究江南地区，李老师曾有这样的表述：“一方面，这个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，文献记载特别丰富。因此对于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支持来说，它比起中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远为充分。另一方面，至少是从宋代以来，这个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，中国经济的各种进步，毫无疑问也在江南表现得最为充分，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比其他地区先走一步，因此以之为研究对象，可能会使人更容易看到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变化的若干重要特点。”参见李伯重：《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：1550-1850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00年，19页。）所以在研究江南经济的同时，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史有一个通盘的思考，于是就推进到研究的第三个层级——中国经济史的宏观考察。
中国经济从来都无法脱离外部世界而孤立存在。尤其是公元十六世纪以后，“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东部地区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其他地区，开始在经济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从而掀起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大潮”（李伯重：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7年，57页）。本书的好几个篇章都始于观察一个中国历史上的现象，最后却牵扯出一个包罗全亚洲，乃至全世界的宏大背景。比如1823年之后，江南接连遭遇大水灾，还伴随着极寒天气，地区经济陷入长期的衰退。然而这不是江南一个地方的问题，当时全世界都处于气候剧变的时期，北半球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气候异常和粮食骚乱（1.9）；又如晚明进行了以制造火器、练兵、优化军队编制为特征的军事改革，但是这场军事改革主要不是为了应对国内的敌人，而是因为整个东亚世界突然崛起了许多地区性强权（如安南、缅甸、日本，以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荷兰的殖民者）。而烧钱的军事改革又掏空了明朝的财政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（2.9）。这样一来，就从江南经济史、中国经济史，自然地拓展到研究的第四个层级——全球史。
然而需要说明的是，这四个研究层级是逻辑上的递进，与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时间关系不大。也就是说，这四个层面的研究是交织进行的，并不是越到后面越整合、越宏观。然而文章的发表媒介和场合，还是对文章的风格有影响。大体上说，被收入期刊和专著的文章（Part I的文章），更多的是基础、微观的研究；在学术会议和演讲中发表的文章（Part II的文章），则更倾向于宏观的、理论性的话题。
以上是对本书“知识版图”的粗略勾勒，读者可以根据这个介绍，找到每一篇作品在李老师整个研究体系中的定位，理解李老师众多论文、专著之间的关系。我的归类不见得准确，但或许还是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“阅读路线图”。
上文提到，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写作于1986年。当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经济史学界正经历着“范式”的转变。“范式”（paradigm）又称为“规范认识”，黄宗智先生给它的定义是：
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，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，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。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，有着更广泛、微妙的影响。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，更在于不想什么。（黄宗智：《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》，《史学理论研究》1993年第1期）
在这一轮范式转换中，一个重要的争论就是：近三百年来的中国历史，究竟是“一场革命史”还是“一场现（近）代化史”。在收入本书的Economic History in China—Tradition, Divergence and Potential一文中，李老师也提到：
在1980年代，中国经济史学家开始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：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根源是什么？新的研究取向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传统中国经济、社会的细节。主流的史学研究范式，也开始探讨1700年以来中国面对的双重挑战——一重来自于所谓的“外部世界”，另一重则来自于“现代化”。新一代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。（323-324页）
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模型，以更好地解释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积极的、发展的一面（324页）。
在四十年后的今天，这种范式转变看起来是顺理成章、毫无悬念的。但处在那个变局中的研究者们，感受却复杂得多。李老师曾用“惶惑”来形容弥漫在当时学术共同体中的某种氛围。黄宗智先生也直言：“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、不同东西的感觉，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。”
这篇论文分析了清代江南经济中与近代化相关的诸多要素——农业、轻工业、重工业、市场，并借助这些事实去思考“江南能否发生工业革命”。很明显，这已经是“近代化”的研究视角和表达方式。但是到了文章的“结论”部分，困难出现了。因为根据本文呈现的史实，十七世纪中期以来的江南经济，经历了“长期而且相当快速的发展”（long and rather rapid development）。可是这些“发展”似乎都与“工业革命”不在一个频道。集约化的、高效的农业让江南成为丰饶之地，但和支撑着工业革命的那种“农业革命”的迅猛发展还是不一样；清代江南的轻工业遍地开花、获利不菲，但轻工业的繁荣毕竟也只是工业化早期阶段的特征；清代江南的重工业水平不高，那就注定英国那种“煤铁主义”的工业化道路与江南无缘。
一方面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的发展，可是这种发展大概率又没有“工业革命”的未来。如果工业革命不可能，那么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，谈清代江南经济的发展又有多大意义？岂不是又回到了“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不发展”，“资本主义萌芽始终长不成参天大树”“近代经济在中国水土不服”的老调子？这是李老师那个阶段的研究无法突破的问题。
李老师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，后来汇总成《发展与制约——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》一书（李伯重：《发展与制约：明清江南生产力研究》，联经出版社，2002年。这本书的原稿完成于1991年，因为出版流程的延迟，2002年才最终出版。所以这本书反映的是李老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学术见解）。这本书也是一边谈“发展”，一边谈“制约”，似乎还是在工业革命的“可能”与“不可能”之间左右为难，所以在“结语”部分他坦言：
明清江南生产力的发展，最终将把江南经济引向何处？这是每一个读者读完本书后，心头都会出现的问题，作者亦不应回避之。本书原稿的最末一章，就是专门用于讨论此问题，后来多读了一些书觉得此问题太复杂，涉及一系列重大理论、方法、资料、论证等方面的问题，需要进一步探讨，因此将已就的初稿撤下。
总之，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是一个中国经济史研究范式转变的时期，但那时的中国学界还在经历着转型期的犹豫与迷茫。新的研究范式已经呼之欲出，但是究竟要怎么用，它包含着哪些资源和可能性，依然看不清楚；过去的方法、概念、语言已经像是“陈旧的机器”，越来越不能处理大量的、复杂的历史事实，但离了它好多研究根本做不成。于是，那一时期的学术成果有时会显得割裂和不自洽，就像有一层窗户纸怎么也捅不破的感觉，李老师那一时期的作品也不例外。
“斯密型成长”即总产量和人均产值都提高，但是增长缓慢，而且面临着波动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成长方式。这种经济成长主要依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比较优势。与工业化社会中的“库兹涅茨型成长”（Kuznets Growth）截然不同。（131页）
首先，“斯密型成长”最依赖的是一个容量大的、运作良好的市场。而明清江南（尤其是清代江南）不仅坐落在一个便于参与国内、国际市场的地理位置，而且当时的国内、国际市场的确已经足够包容和有效率。所以江南地区顺畅的商品、物资流通、集约高效的农业、专业化的、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生产，都可以依托着优越的市场条件而展开。也就是说，明清江南在给定的各种条件下，经济发展是很自然的事，根本不需要回避。
另一方面，之前最让历史学家头疼的问题：“为什么经济发展了，还是实现不了工业化？”在这个视角下也得到了解答。因为工业化伴随的是“库兹涅茨型成长”，就是有明显的结构性变化、人均产值大幅度增加，有持续的发展，不断应用新技术的经济成长方式。“斯密型成长”和“库兹涅茨型成长”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，一个出现了“斯密型成长”的经济，未必会经历“库兹涅茨型成长”。
也就是说，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不止一条道路。那种用欧洲经验来评判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的做法，其实只是一种“欧洲中心论”的执念。在足够长远的视野中，“欧洲经验”与“江南模式”是平等的，也都是独特的。毋庸讳言，李老师早期的研究也受“西方中心论”的影响，但将“斯密型成长”引入江南研究之时，他对“西方中心论”的反思已经相当深刻。
在不断地思考明清江南与其他国家、地区的异同时，李老师也越来越注重历史比较。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, 1644-1850: Trends and Prospects中，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就一直是清代江南的参照物。或者说，江南与欧洲的比较其实是这篇文章不言而喻的前提。李老师也曾讲过历史比较对于中国经济史学的意义：
中国经济史学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比较史学基础上的，因为中国经济史学是用西方引入的话语系统和概念体系来建构的。这本身实际上就隐含着一种比较的味道，只是大家并未意识到。（许金晶：《访李伯重：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，不是身份》，“澎湃新闻”2018年4月25日，《开山大师兄｜李伯重：大家要看的是你的成果，不是身份》）
在发表于2000年，对王国斌（R. Bin Wong）教授《转变的中国：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》的评论中，李老师总结了这部著作中值得借鉴的历史比较方法：
四、要做“回顾性分析”，即站在近代的角度看过去，也要做“前瞻性分析”，即站在先前某一个时间点看后来。（李伯重：《相看两不厌——王国斌〈转变的中国：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〉研究方法评介》，收入《理论、方法、发展趋势：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170-190页）
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我想李老师其实是在思考：精细、可靠的历史比较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当然，美国“加州学派”以历史比较研究见长，身处于这个学术共同体，开云全站李老师的“历史比较观”很快就变得清晰而锐利。2010年，李老师出版了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——1820年代华亭-娄县地区GDP研究》一书，本书第1.5、1.7、1.8、2.6、2.8篇，都与这项研究有关。
二、这两个地区还有着相似的地理特征：尼德兰位于欧洲最大河流莱茵河下游的三角洲，华-娄地区则位于亚洲最大河流长江下游的三角洲。两个地区都地势低洼，相对平坦，水道纵横，拥有便利廉价的水上运输；
七、这两个地区都拥有充足的经济数据，而且有充分的前期研究。（210-212页）
如此充分地考虑比较对象的“可比性”，显然受到了同是“加州学派”学者彭慕兰（Kenneth Pomeranz）的启发。在《大分流：欧洲、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》一书中，彭慕兰开宗明义地指出：以往的学者选择历史比较的时空范围时往往比较随意，以至于常在规模不相当的地区之间进行比较。事实上，中国和欧洲内部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、经济结构、经济体量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，不是任意两个时空单位都可以拿来比较。比如英格兰与同时期的乌克兰、西西里，江南与甘肃在经济成长上就没有太多共同性。而李老师与他的合作者范·赞登（Jan Luiten van Zanten）在选择比较对象时，在“可比性”方面的论证，显然又比彭慕兰写作《大分流》时更加严格和周全。
既有的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。在我看来最严重的，就是我们对二十世纪前长江三角洲经济的理解通常是平面的、割裂的（fragmented)。我们了解的是农业、乡村工业、商业、大宗贸易、土地租佃、税收和其它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之间有什么关联？这个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什么样的？（191页）
这个研究已建立了整套完备的指标，用以衡量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内的经济状况。不仅如此，这些指标相互关联，形成一个整体，可以显示不同部门的经济状况及相互关系。同时，这些指标也比较客观和中性，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和时期，从而使得不同地区和时期的经济状况可以用同一标准进行比较。（李伯重：《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——1820年代华亭-娄县地区GDP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，第9页）
这就是李老师的学术作风——善用一切能够获取的资源和方法，消除研究中的模糊、缺漏与灰色地带，并对所借鉴的方法改进、升级。仔细阅读本书中使用历史比较方法和计量方法的一系列文章，你也一定会有同样的感受。
在进行计量研究的同时，李老师也在关注全球史研究。如果说比较研究是使被比较的对象互为客体与参照物，强调的是个体、差异与变换的视角。那么全球化研究则是把被抽离出来的比较对象，还原到一个交织关联、动态变化、难分彼此的历史过程中，而这才是历史真正发生的方式。在此前的一次访谈中，李老师讲过：
全球史和过去的世界史最大的不同，就是要打破现今国家的界限，将世界各个地区都放到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，强调它们各自的作用……所有的国家和地区，不管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，都对全球的经济近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不过其中有的是得利者，有的是损失者。所以今天的人们应当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。（祁涛：《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讲座教授李伯重：以平等心看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》，《文汇报》，2014年1月6日）
也正因为如此，在李老师的学术历程中，“全球史”是书写形式上的一次跃迁，但却是循着“江南研究”“近代化研究”“历史比较研究”，一步一个阶梯而来。
在这本书中，全球化研究的文章只有三篇（参见表1），但是李老师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作品，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。2017年出版的《火枪与账簿：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》一书，收录了李老师与全球化问题相关的一部分作品。这本书讲述的是十六世纪中期至十七世纪中期（明嘉靖、隆庆、万历、天朝、崇祯朝），东亚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的百年激荡。这本书的论题跨度极大，从“丝绸之路”到“佛教长城”，从“火器革命”到“西银东来”，从“明代中缅战争”到“清军入关”，知识点之密集令人目不暇接，所有人物、事件之间的关联、互动往往出人意料。因为是公众历史作品，所以这本书的文笔也与李老师之前的作品截然不同，铿锵流畅、大开大阖。读到精彩之处，令人忍不住击节朗诵。
学术研究的疆域极广，一个学者总会因为某种发自内心的“关怀”，去研究什么或不研究什么，李老师也是如此。作为与新中国一同成长的一代，他经历过这个国家的挫折、苦难、成功、起伏，于是特别关注这个国家在近几百年历史大变局中的命运，特别希望用专业思维去揭示中国近五百年来的经济成长。所以，就算李老师大约每隔十年就会尝试新的研究课题、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，但那个支撑着他的“初心”是一以贯之的。
在课堂上，李老师常说：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。”以前我理解的“公器”，大概是指基于明确的概念、方法和理论工具生产出的，公开的、共享的、可以讨论和批评的学术成果。然而当我阅读本书时才突然发现，其实学术成为“公器”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语言——可以让尽可能多的人理解的语言。
读书的时候，李老师曾给我们讲过他在“文革”时期，在中缅边境的瑞丽县傣族农村插队的时候怎样坚持学习英语（本书的Preface部分，也讲述了这段往事）。当时只是觉得震惊，怎么会有那么荒唐的年代？一个人要有何等的信念才能在那么漫长、无望的岁月里，坚持做正确的事？而今天，当我认真揣摩本书的二十六个篇章才恍然明白，中年以后的李老师还是一直在坚持英语学习和写作。这三十五年中，李老师付出的辛劳、遭遇的挑战丝毫不比没有书读的青年时候少，这整个过程堪称一个壮举。
要解释这个“壮举”，还要从本书的第一篇文章，写作于1986年的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Jiangnan, 1644-1850: Trends and Prospects讲起。前文介绍过，这是李老师为了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而撰写的文章，也是李老师写作的第一篇英文论文。关于这篇文章，有一个相当曲折生动的故事，会在后续刊发的访谈中，由李老师自己讲出来，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它的文本。
在本书的Preface部分，李老师说这篇文章显得raw or rudimentary，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“朴拙”，或俗语里说的“菜鸟”。作为新手的第一篇习作，这篇文章整体上能够表述作者的观点，呈现研究思路。然而仔细阅读还是可以发现，整篇文章的词汇量有限，比如第379页第二段，intensive和intensify就出现了九次。另外，文中还有一些特别长的，套了好几个从句，绕得人头晕的句子，比如：
此外，这篇文章中还夹杂着“中式英语”，或者语意不明的句子，读起来有时会觉得磕磕绊绊。总之，那时的李老师用英语来表达复杂、微妙的意思还是力有不逮。
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，李老师的英文写作已经相当稳定、流畅。比如本书的第三篇文章，写于2003年的Was There a “Thirteenth-and Fourteenth -Century Turing Point”? Population, Land, Technology, and Farm Management是一篇架构很大、篇幅很长的文章，既有理论问题的探讨，又包含大量的史实、数据，即使用中文也不好写。然而李老师已经写得足够准确、专业、易读。比如这一段文字：
整段中没有生僻的词汇，虽然有长句，但语法结构清晰易懂，名词准确而富于变换，be动词、介词使用恰当，没有多余的形容词、没有含混不清的代词。即使放到英文写作的专业测试软件中（Writers diet test. 网址：），各项得分也相当高。
而李老师写得最“漂亮”的英文，应该是2010年在第二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基调报告Water and the History of China, 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段落：
这段文字依然准确、理性，没有生僻词，排比句式令文字有了充沛的气势，大量的动词如build wreak form extend protect surround save 令句子极富动感和画面感，读起来感觉既流畅又大气。
今天的中国经济史学已是国际经济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，研究中国经济史也已不再是中国学者的专门领域。在史学研究日益“国际化”的今天，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必须与其他国家学者一道，才能对付大家共同面临的挑战。同时，也只有各国学者一同努力，相互借鉴，取长补短，才能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，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成就。因此把自己的研究“融入世界”也就成了各国学者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。（李伯重：《“融入世界”——新世纪我国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趋势》，收入《理论、方法、发展趋势：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3年，311页）
然而全世界学者相互理解、一同努力的第一个前提，就是掌握一种大家都能理解和使用的语言，拆掉学术成为“公器”最直接的一道门槛。李老师三十多年坚持英语学习和写作，其实就是在打造“公器”，反求诸己。
因此之故，这本书可以作为国内历史专业本科生、研究生的专业英语教材。因为这本书中没有生僻的词汇和炫耀性的写作技法，大部分篇章句式简明干练，专业词汇丰富、准确，行文逻辑清晰，最适合入门者熟悉英文学术作品的写作风格，训练阅读速度。其中的经典文章，也适合初学英文学术写作的中国学生作为仿写的范本。三十年前李老师也是这样学习英文写作的，这个故事在后续要刊发的访谈中会讲到。
除此之外，这本书还为年轻人的治学为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在周遭环境不容乐观的时候，是不是只能焦虑或“躺平”？在学术事业中，能不能一直待在舒适区，划地为牢，固守因袭下来的方法与路径？李老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藏在这本书中，没有说教，全都是清晰可见的行动。